他认为，自伏羲发明阴阳以后，中国不仅没有一元的唯心论，也没有一元的唯物论，心物总是交融的。

而到了春秋时代的卜辞，不再是神意的体现，而是从某种数来表示命运的决定性。二是通过礼仪化的建构来规范人们的宗教性活动，并将宗教活动去魅而转化成日常仪式。

实际上可以理解为，一是通过垄断祭祀活动而强化某个神圣家族与天之间的联系，从而建立起垄断权力。相比之下，先否认其受命是一种更为激进的主张。按裘锡圭先生的观点，现世的君王当且仅当是至上神的直系后代时，他才具有统治天下的权力。据《史记·儒林列传》的记载，黄生认为汤武并非是受命而是一种篡弑的行为，目的是要强调君臣秩序的绝对性。这造就了中华文明在信仰上的独特性：一方面，它并没有在从地方性向整体性扩展的过程中继续坚持人格性信仰的特征，而是将之推扩到自然的属性方向。

很早中国人就发展出天地人三才的观念，即天道、地道和人道共同构成这个世界的基本要素，这三者之间，或许天道具有某种意义上的优先性，但这种有限性并不能独立存在，而需与人类的活动和周边的环境建立起共生共存的关系。不过他们与同时代的儒门弟子开始将天命论转化为一种生成论倾向的新天人合一论。」「辜鸿铭论学，以正谊明道为归。

但时势的趋使，无论任何一种体制，始终难逃盛极必衰的自然规律，既如周初封建体制和师儒之道的精神，经过几百年以后，也便衰落而变质。所谓儒林，只是文学辞章之士，还不及子游、子夏之辈于万一，实在是一大出格现象。但从顺治开始，由康熙、雍正而到乾隆三代，虽然外示尊重儒家经学，重用敦品励行的儒者以牢笼天下士子的异心，而对王室自修内明的心性之道，三代相习，皆以潜心佛学以配合外用之术，如康熙的重译《般若心经》，雍正的专志禅宗，整肃佛教，乾隆童年即随其父雍正学禅，后又禅密兼修，自译密乘《大威德金刚仪轨》等事，殊非一般儒家学者所能理解。」但对明代儒学，又不能不另加公允的论断，因此便说：「揆之周礼，有师无儒，空疏甚矣。

在此时期，印度进入中国大小乘佛学佈译新知，与三玄之学互相合拍，成为魏、晋、南北朝文化吸收融会新知的特色，姑不具论。孔门弟子，如颜渊、曾参是传承孔门以道兼艺的精神，至于子游、子夏等人，稍有不同，是以文艺兼道为主，因此，春秋末期，在鲁定公、哀公时期的鲁国，还能保留周鲁儒术最为纯朴风气，这也就是后世和现在所说儒家学术思想突出成家的主要时期。

但在两宋三百年间，割据北方立国的辽、金、元，乃至与宋室相终始的西夏，政教规模，大体上还是尊守孔、孟遗教，只是北方学者，大多援儒入于佛、道，或以佛、道揉入儒学，别树风格，甚之，有视宋明理学并未彻知儒宗，颇有异议，凡治文化学术史者，大多忽略这一史实。中唐以后，名臣学士，为了政见的异同而兴意气之争，师儒之道的经义，在学术上并无特别的创见，如李德裕和牛僧孺的党派之争，无非是文人学士在政治上的意气用事，祸延朝野。由之而到唐末五代八十年间的高明之士，厌倦时势，大多不逃于禅，即归于道。明代唯一特点，即是百家争出，模拟禅宗的公案语录，开创儒家学案的著作，对于经义家法，完全寂默无闻。

因此积成北宋时期君子攻君子、名臣攻名臣的著名党争，形成洛党、蜀党、朔党等的异见，造成元右党祸的巨变，足为历史的殷鉴。平常有人问我儒家就是中国文化的中坚代表吗？我经常瞠目不知所对。勉强的说，中国人几千年来的文化本质，影响民间社会的是杂家、阴阳家和道家之学，并非纯綷是儒家或孔孟之教。南宋末期，权臣名相，又起而打击道学，指为伪学，皆以学术意气的主观成见，做为政治斗争的戈矛，自相内讧，终使宋室由文弱而至于灭亡，尤为可叹。

而后继起的河东薛敬轩、姚江王阳明，门庭分立，递相兴替，但始终不出宋儒朱熹的道问学，与陆象山尊德性两者的藩篱。同治以后，文运再变，其中翘楚，便是清史所誉的中兴名臣曾国藩（涤生），用其毕生学术与事功的实践心得，述而不作，选辑《经史杂钞》一书，显示其于经世学术的大要，至于曾国藩家书一类的琐言，乃其馀事而已

师儒之道在历史上的分歧与衍变 从周武王姬发奋起革命，推翻殷商末期纣王的暴政，建立诸侯分封，中央集权的周朝封建制度，大致相似欧洲历史上的联邦政体。由此问启濂（周敦颐）洛（程颐、程颢）关（张载）闽（朱熹）四派五子的理学儒宗，专事阐发心性的微言，自称继承孔、孟心法，推排佛、老学说，从此形成后世的师儒名教，专守程朱章注，即为周、孔的绝学。

这些虽是秉笔写历史的儒家们所说的主观之言，在儒言儒，大致也是事实，不能完全厚非。今取其有关言论以资反思，如云：「严几道精欧西文字，所译书以瓖辞达奥旨，举中外治术原理，靡不究极原委，抉其得失，证明而会通之。但在两宋三百年间，割据北方立国的辽、金、元，乃至与宋室相终始的西夏，政教规模，大体上还是尊守孔、孟遗教，只是北方学者，大多援儒入于佛、道，或以佛、道揉入儒学，别树风格，甚之，有视宋明理学并未彻知儒宗，颇有异议，凡治文化学术史者，大多忽略这一史实。但在此际，海运已开，清末学者所谓的九洲万国知识，已渐启其萌，于是光绪、宣统之间，便有忧时之士，如南海康有为、梁启超等辈，以儒学经义而吸收西洋文化中的政学理念，用其所长的春秋、公羊主旨，提倡尊王师夷的维新学说，风靡一时，如捨康、梁在清末民初的大革命时期，偏执保皇主张的是非而不论，即以康有为渗入西方政学理念而著作的大同篇，对于民初各党派革命志士的思想有大启迪，此是现代历史文化演变的事实，不可因其人其事而废其言，与此同时，其间留学欧、美的名儒严几道与辜鸿铭，皆能深通中国与西洋诸家学说，而终归于儒，但限于时势，人人皆等闲视之。魏晋南北朝时期 到了魏晋时期，因受汉末儒学空疏迂阔的刺激，学术思想一变，偏向老子、庄子、周易，三玄之学掘然盛行，儒家经学，几乎有衰歇停顿的趋势，尤其自东晋以后，政局演变成南北分治的割据局面，师儒之道的传承，也就渐渐发生异同的见解，北魏和南朝的萧、梁时期，对于儒家经学的义理注疏，文辞更臻缜密。虽多私议，或伤国体，然其正道，实拯世心。

然后根据自然规律的星象而建立起管理事务的政体官制：这些一切的上古传统学术，就被汉代的历史学者们，把它归纳到道家、阴阳家、杂家的范围里，因此形成秦、汉以后的中国文化，好像只有读书的儒生们所代表的儒学，才是中国文化的核心，那完全是误解的结果。明清时期的儒林 元、明之间，承先启后，应是由南宋末期的金华、永嘉事功学派的启发。

但乾隆对心性之学的精辟，不如父祖两代在事功上的深刻锻炼，故继位以后，流为偏好词章文艺，因此促使乾、嘉七八十年间的清代文学，大有直追唐、宋而过之的风格，降至道光时期，承平日久，社会风气奢靡，文人学士，大多沉酣于风花雪月文词丽句之间，如著名的词人项鸿祚（莲生），自序忆云词所说：「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此有涯之生。尝谓欧、美主强权，务其外者也，中国主礼教（指礼记、仪礼、周礼经学），修其内者也。

在此时期，印度进入中国大小乘佛学佈译新知，与三玄之学互相合拍，成为魏、晋、南北朝文化吸收融会新知的特色，姑不具论。周代的政治，是以文化为中心的政体，由周公姬旦制订礼、乐、刑、政制度，并以师儒之道为最高导向，所谓：「师以德行教民」，是注重全民的道德教育为基础。

同治以后，文运再变，其中翘楚，便是清史所誉的中兴名臣曾国藩（涤生），用其毕生学术与事功的实践心得，述而不作，选辑《经史杂钞》一书，显示其于经世学术的大要，至于曾国藩家书一类的琐言，乃其馀事而已。而后继起的河东薛敬轩、姚江王阳明，门庭分立，递相兴替，但始终不出宋儒朱熹的道问学，与陆象山尊德性两者的藩篱。如果我们站在现代思惟法则来追论汉武帝时代的文化历史演变，对于「罢黜百家」之学的得失成败，实在难下定论。东汉以后，号称儒生数万人，对五经章句训诂的学问，反而愈来愈疏懒，一般所谓的高名善士，不但不能以周、孔之学致君于尧舜，更不能感化皇帝背后的一群太监。

然其台阁风厉（指如张居正等），持正扶危。咸、同以后，又有王先谦续编二百九十卷等，确实蔚为奇观，学者虽穷毕生之力，亦难尽窥细致。

近人欲以欧、美政学变中国，是乱中国也。」「辜鸿铭论学，以正谊明道为归。

自嘉靖到神宗以后，一如东汉末代，大臣学士，起与太监争权，终于构成东林党祸的巨变，促使民变与盗贼相结合，以致于亡。明白这个比喻，便可知道随便要讲中国文化，实在不可能以一概万，更不可以偏概全。

在朝廷中的有学之士，厌恶太监们的擅权和专横，一般自命为君子的儒生，不能如君子的周而不比，反而形成如小人们比而不周的党派，因此与太监们竞斗权力，在历史上便首先出现东汉特出的党祸，终使刘汉政权，陷于衰落败亡了事。再传到汉武帝时代，才有所谓「尽黜百家、一尊于儒」的时势出现。秦汉阶段 战国开始，除孟子以外，如由儒家衍出的荀子（荀卿）儒术，便大有不同于曾子、子思传承的道贯，而且由孔子所订定的六经（诗、书、易、礼、乐、春秋）的传说，也便各自主守师承，显现分歧了。\r 讲到文化，应该要知道我们自己的历史，只要精细一读我们先民的历史，先不说三皇五帝等的堂皇尊号，只要从众所周知我们的共祖轩辕黄帝开始，那个时代首先所建立的文明，是由上古原始自然科学的天文、星象、历数以及人群生活技术的农业、畜牧、兵器等的开发。

平常有人问我儒家就是中国文化的中坚代表吗？我经常瞠目不知所对。勉强的说，中国人几千年来的文化本质，影响民间社会的是杂家、阴阳家和道家之学，并非纯綷是儒家或孔孟之教。

但从顺治开始，由康熙、雍正而到乾隆三代，虽然外示尊重儒家经学，重用敦品励行的儒者以牢笼天下士子的异心，而对王室自修内明的心性之道，三代相习，皆以潜心佛学以配合外用之术，如康熙的重译《般若心经》，雍正的专志禅宗，整肃佛教，乾隆童年即随其父雍正学禅，后又禅密兼修，自译密乘《大威德金刚仪轨》等事，殊非一般儒家学者所能理解。因此积成北宋时期君子攻君子、名臣攻名臣的著名党争，形成洛党、蜀党、朔党等的异见，造成元右党祸的巨变，足为历史的殷鉴。

但自汉武帝到汉宣帝以后，汉朝政权政府中的人才、如公、卿、大夫、士、吏等各阶层，大致来讲，确实是彬彬多文学之士，蔚成一代风规。」但对明代儒学，又不能不另加公允的论断，因此便说：「揆之周礼，有师无儒，空疏甚矣。